作者：杨卫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新时代下，我国基础研究将迎来新的璀璨征程，要悟透中国基础研究的时代特征、发展道路、发展目标和发展模式。

十八大以来的五年，中国基础研究的发展出人意料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我国基础研究取得了显著成效，其发展水平可以用四个“出人意料”加以描述。

学科发展全面加速出人意料。我国发表的国际科技论文被引次数排名2008年为世界第10位，2013年提升至第5位，2017年跃升至第2位。学科按照大类划分可以归入四个板块，均处于全面加速状态。第一板块为材料科学、化学、工程科学三个学科，其发展均已处于与世界科技强国总量并行阶段，学术产出均居世界第一。第二板块是由数学、物理、天文、信息等学科组成的数理学科群，其发展亮点纷呈，在几何与代数交叉、量子信息学、暗物质、超导、人工智能、中微子物理等方面成果突出。第三板块为大生命科学群，目前呈高速增长态势。在宏观生命科学领域，如农业科学、药学、生物学的发展整体逼近世界前列；分子生物科学布局完成、呈跃动式发展；临床医学虽然差距较大，但增速最快，如2017年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医学领域申请量就达5.6万份；只有少数学科如心理学和行为科学还处于布局阶段。第四板块为地学/环境科学板块，虽然全球影响力尚未臻一流，但近期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已经处于起飞状态。

研究品质快速上升出人意料。截至2016年年底，我国高影响力研究工作占世界份额达到甚至超过总学术产出占世界的份额。2013到2014年间，中国C9（九校联盟）的高水平研究工作占比超过日本RU11（学术研究恳谈会）的对应占比，并随后继续拉大了这一差距。作为研究品质的总体指标之一，我国按学科领域加权的影响力指数（FWCI）从二十年前的0.37增长至2016年的0.94，接近世界均值。

青年科技人才迅速崛起出人意料。从进出中国大陆的科技人才流量来看，海外青年科技人才从十年前少数回国的状况发展到当前出国和回国基本平衡的状态。“杰青”“卓青”“优青”“青千”“青拔”“青长”“青科”“青托”等青年人才项目申请热度持续飙升，形成八“青”过海、各显神通的态势。人才待遇空前提高，“只有人才强，才能单位强”成为各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务实政策。项目主持人年轻化趋势明显，如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允许各年龄段的科学工作者申请）主持人的平均年龄近五年每年年轻一岁。

国际社会对我国科技发展的期盼出人意料。我国在国际科学合作网络中已从2009年处于第一近邻圈的地位上升为2014年的次中心位置。中国已成为各种国际学术会议的热选会址地。我国的国际科学合作已从应对式的被动合作转为期盼式的主动合作模式。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已与49个国家或地区的91个机构签署了合作协议或谅解备忘录。我国主导的“支持科学人才合作，共创一带一路未来”国际研讨会，吸引了30多个国家或地区的科研资助机构参加。

有鉴于此，中国基础研究走入新时代的征兆已经清晰可见：新的学科布局基本完成，有约半数的学科已经达到或接近总体并行的目标；从做大研究规模和学术产出到做强研究质量的转变已经初见端倪；年轻一代科学工作者将成为新时代基础研究的主力军；世界各国均期盼中国在参与和引领全球重大科学挑战方面迈出新步伐。

步入新时代，基础研究发展突出新要求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强应用基础研究，拓展实施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突出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为建设科技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网络强国、交通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提供有力支撑”。新时代对基础研究发展提出的新要求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突出动力性与支撑性。十九大报告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中国基础研究发展的动力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源头创新成果为创新驱动发展提供了原动力；二是基础研究的发展具有自发动力性。保持和呵护中国基础研究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动力型发展特征非常重要。中国基础研究的发展具有支撑性的特征，一是从基础研究中迸发出的新思想，不断增强源头创新能力，支撑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服务于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二是从基础研究中培育出的新人才是建设科技强国的重要支撑。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培养造就一大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基础研究作为科技人才培养的摇篮，应肩负起培养各年龄段优秀科技人才的历史使命。突出支撑性，在资源保障上支撑基础研究，在政策引领上呵护基础研究，在舆论宣传上弘扬基础研究，在人才方略上优先基础研究，在学术生态上护航基础研究。

突出前瞻性与引领性。十九大报告指出，“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基础研究，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突出前瞻性，就是要实现视角转移和思维转换，敢于提出新思想，敢于开拓科学的新边疆。在我国基础研究发展水平与其他科技强国可以并行或领跑的领域，要充分展现中国在科学前瞻方面的战略思维。突出引领性，就是要充分认识到当前重大科学突破大多具有学科交叉特征，进一步引导和加强学科交叉研究。在我国有望取得重大突破的领域，通过科学投入和组织，发挥我们“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加快促进引领性的重大原创成果产出。

突出融通性与颠覆性。突出融通性，就是要考虑科技创新的上下游融通和学科壁垒的跨学科融通。一是要充分认识到从源头创新到产业应用的周期明显缩短，基础研究应将自由探索与面向国家需求相结合，聚焦于强国建设需求以及行业和区域发展中的关键科学问题，以基础科学的突破服务于国家建设。二是要注重跨学科融通，在交叉学科领域耕耘中国原创成果。突出颠覆性，就是要高度重视那些具有潜在颠覆性创新的基础研究，要进一步探索相关科研项目的资助机制，通过原创的基础性、原理性、变革性新发现，为塑造未来的新产业新业态提供科学和技术基础，不断拓展我国在科技创新领域的优势。

我国基础研究发展任重道远，更需砥砺前行

进入新时代，我国基础研究必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任重路远，更需砥砺前行。中国基础研究的发展道路在摸索中逐步形成。一要坚持“筑探索之渊、浚创新之源、延交叉之远、遂人才之愿”的发展方向；二要把握“聚力前瞻部署、聚力科学突破、聚力精准管理”的战略导向；三要遵循“总量并行、贡献并行、源头并行”的发展节奏。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待我国基础研究当前的地位和未来发展，不忘初心、继续前行。要从辩证唯物主义出发充分认识到：对立统一规律是认识宇宙间一切自然事物演变的根本规律；科学研究活动正处于由研究规模的量变引起研究品质的质变的历史阶段；各学科的发展，学科之间的融通与分化呈现出一种具有否定之否定特征的螺旋式发展态势。

中国特色科学基金制实施31年来，已建立了一套完备、普惠、高效、优化、诚信的制度。“完备”表现为：建立了包含1部条例和28部管理办法的业务性规章制度体系。“普惠”表现为：2017年受理申请量已达19.43万份，资助项目4.1万项，体量全球最大。“高效”表现为：全员人均受理项目近900项，全球最高，但组织实施费仅占0.88%，全球最低。“优化”表现为：建立“探索、人才、工具、融合”的四维资助格局，内设17类项目，实现了体量、年龄段、地区、类型的优化配置，资助率始终保持在全球公认的优化区间。“诚信”表现为：坚决捍卫学术道德和科研诚信，近五年处理科研不端行为案件285件。

步入新时代，我国基础研究者要注意保持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基因，不必“文必称希腊、贤必举欧美”。不必由于明清的“科学发展之觞”“李约瑟之问”而自轻中华民族的科学素养和科学创造潜力。

继续前行，发展基础研究要决战“四个突破”

一是前瞻性基础研究和引领性原创成果的重大突破。一方面，要进一步强化以重大科学突破为目标的学科交叉融合。探讨和践行学科交叉研究，其中包括探索交叉性研究项目评审机制、交叉性研究成果的评价机制、学科交叉型研究人才的培养机制等诸多环节。从近期看，应进一步探索具有交叉研究特征项目的遴选机制，在科研项目资助中给予交叉研究项目一定的倾斜支持，鼓励中国科学家在交叉研究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另一方面，我国基础研究领域经过多年发展，学科整体发展水平从“仰视”逐渐走向“平视”，少数学科领域已开始冲击世界领先地位，当前，正是在颠覆性创新方面有所作为之时。因此，应加快推进基础研究领域具有颠覆性创新潜力研究项目的前瞻遴选，取得更多前瞻性且能够引导世界科学发展潮流的突破性成果。

二是拓展应用基础研究服务强国建设的全面突破。基础研究是创新驱动供给侧之源，要进一步强化源头创新与国家战略需求融会。在鼓励科学家满怀好奇心地开展基础研究和科学前沿探索的同时，引导科学家密切关注国家战略实施过程中面临的关键科学问题，将科学研究活动中源头创新思想的生成与服务国家战略的需求紧密结合。要把国家战略需求作为源头创新思想的重要策源地，并力争取得更多用于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应用性基础研究成果。

三是贯穿各成长阶段的人才和团队培养机制的全谱系突破。目前，我国已经建立涵盖不同成长阶段科技人才的项目资助体系。一方面，要进一步树立正确的人才观，梳理相关人才计划，避免重复资助；要尽快消除“人才叠冠”“人才项目与个人待遇过度挂钩”“评价指标倾向于数‘帽子’”等不良现象带来的消极影响。另一方面，要加强对战略科学家、学术领军人才、杰出青年人才和优秀创新团队的实质性支持，明确适度的激励机制对于激发科技人才创新潜力的重要性，在资助机制上进一步创新。

四是中国科学在世界科学版图上的复兴突破。当前，许多科学问题的范围、规模、成本和复杂性远远超出了一个国家所能支持的范围，国际科学合作正在不断深化，研究合作也更加开放。基础研究的国际合作呈现出了多极化特征，我国近年来已成为国际科技合作网络的中心节点之一。应进一步拓展实质性的国际合作研究，营造有利于科学家更好参与国际科学合作的开放创新环境，在加强多层次、多方位、宽领域国际合作的同时，实现四个转变。从被动式、防范式的国际科技交流转变到主动式、包容式的国际科技交流；从参与国际科技合作转变到逐步主导国际科技合作；从派出留学人员转变到在欧美等科技发达国家设立科技办事处，加强与所在国相关机构的深度交流；从引进先进科技转变到输出先进科技。